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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大员地位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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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儿,齐建军还特意把目光在几个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议员脸上过了一遍,其中就包括苏子宁。

看到齐建军那带着斥责的目光一扫而过,苏子宁也只能心里暗暗叫苦。

“我们都知道,时间每过一天,明朝的事情就要走到最终处理的阶段。仅这份报告的内容而言,除了日本问题比较清晰以外。其他的和往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所以我们必须拿出一个能明确指导未来十年的远东政策出来。”

齐建军扬了扬手里的一摞文件,面色越发郑重。

“之前我和狄祖恭都访问过远东地区,也做了一些调研,对于整个远东事务的看法也各自有一些分歧。”

安邵清站了起来,看了眼不远的狄祖恭:“我的个人看法是,大员这次政变的根源,还在于我们过于计较和干涉一些远东局部利益,而没有考虑明朝大陆的稳定才是远东地区全面稳定的根本。”

“所以,远东问题真正的核心还是在明朝大陆。我们必须用一次彻底的军事胜利来奠定远东的根本态势。那关系到我们未来和明朝的商业和外交往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在这点上,依然没有明确的方向性指导思想,总是在画一些貌似高大上的大饼,在玩远东政治割裂把戏。”

“范力的远东方案是可行的。所以我不同意老安的说法。”狄祖恭马上站了起来,直接摇头,“明朝对我们的轻视,或者说是敌意并没有明显的改善,什么叫‘彻底的军事胜利’?是否可以理解为出兵明朝直接解决掉满清?那就意味着我们将承担一项前所未有的负担,而且未必最终会获得我们期望的利益。”

“连大员的担子我们都没法安心卸下来。三天两头还在让我们不省心,还谈什么重心重归大陆?如果没有大员颜家的稳定配合,我们又怎么完成对满清的军事行动?等着让吕宋和兰芳背地里对我们的能力产生怀疑?”

“换句话说,满清是明朝最大的敌人,难道我们就是明朝最好的朋友?这层关系,从地缘关系来讲,主动权还不在我们手里。除非‘彻底的军事胜利’本身也包括了明朝。大家自认为有这个胆魄去做某些事吗?”

狄祖恭说完的一刻,包括安邵清在内的几个亲东方人士顿时脸色大变。

“好了,别瞪我了,老安,老杨。我只是说出实话而已,我们在远东布局了那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从初衷来看,还不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崛起能和这个世界最大的国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到底是什么内涵,大家的理解都可能不同。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大员必须在未来一百年处于我们的掌控之中,成为随时能够撬动明朝关系的支撑点!”

狄祖恭从穿越之日开始,就是有名的敢说敢讲,这次的发言顿时引发了大量窃窃私语。

所谓“百年大员”的模式。正是狄祖恭去年远东之行后摸索出的套路,中心思想就是保持大员现有的政治割据地位一百年不变,并一直在国会里大肆宣扬。

“你的想法比范力的‘破而后立’还激进,是打算把大员岛弄成未来的台湾!?封锁东亚大陆。把明朝弄成经济殖民地吗?你如何对得起我们身上那份血脉!?”

安邵清大怒,就算上了年纪,文青气质一旦发作依然脾气爆棚。

一看言论有触及敏感话题的倾向,众议院议长周毅果断起身打断了安邵清的发言,让大厅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退出了会场。

“呵呵。我可没说过,但我现在实在看不出明朝有什么能力可以不做经济殖民地,谁有能力去做它的挡箭牌?而且我们并非单纯的剥削与掠夺,现在谁可以否认海南岛、大员岛的进步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改善?”

狄祖恭依然皮笑肉不笑。

“老狄,你的立场是建立在明朝确实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的假设上,建立在虚无的明朝威胁论上,这些假设都是伪命题。至少严晓松的‘平起平坐’战略是可以符合我们战略利益的,也对得起我们的过去。明朝本来就对我们很警惕了,我们还公开强度干涉大员事务,甚至公开把持大员的政治割据地位。等于是自己葬送和明朝的关系!老狄啊,自己别太入戏了好吧。”

一个亲东方的众议员在帮着安邵清。

“平起平坐?对得起过去?那我们能对得起未来吗?得了吧,谁骗谁呢?从古希腊到21世纪,全世界还没有从‘修昔底德陷阱’中摆脱出来,我们就能瞬间看开了?”

“不能说这个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也不说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明朝从旧秩序中拉出来,但我们真能大度地接受一个现在人口百倍于我们的竞争对手存在?一直到19世纪,那都是个可以不需要任何外部就能自己活得逍遥自在的国家。它自尊加自闭也就算了,怕就怕在严晓松的平起平坐战略中所要输出的好意,会让这个帝国的未来比欧洲可怕得多!”

狄祖恭坐下了。似乎懒得和安邵清等人继续争论这种拖沓无解了多年的话题。

“苏子宁,关于远东战略,最初的概念是你和严晓松提出的,对大员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冷不丁的。众议院议长周毅指名点姓地喊出了苏子宁的名字,现场的目光又一下汇集过去。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抱着这种奇怪思想的苏子宁,只能慢慢站了起来。

“无所谓对错,每个人都有一个立场。我们始终未曾真正归属于这个世界,并随着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到一种虚假的充实状态。编排家庭、编排国家乃至编排世界的野心也与日俱增。”

“有人沉迷在历史牵绊的情结中,有人无时无刻都想创造新世界,有人则寄希望于他人为自己考虑得更周到。但在对待东方的问题上,任何优越感或历史使命感都无法掩盖我们内心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患得患失。”

“明朝或大员的现状也许不是我们内心真正希望看到的,十年以后我不知道,但至少在十年之内,它所保持的现状又是我们必需的。没有了一个由我们主导的大员,我们今后在东亚的沿海行动要后退至少一千海里。我的话说完了。”

淡淡说完几句后,苏子宁又坐下了。

貌似有理且留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一如既往的两头不得罪,就是苏子宁年龄大了之后的习惯。

这种话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其实都出现了很多次,无论是谁都快听麻木了。所以一旦涉及到核心问题,就是一种吵闹之后的无限拖延。

百年尺度内不一定做对了,但十年尺度内肯定不算做错。

可以说,严晓松在苏子宁的这种“歪门邪说”的影响下,能够以自我意志在二十多年里强行推动出一套远东战略,正是一种患得患失的边走边看的无奈结果。

这种在历史问题上左右逢源的模糊立场和年复一年大力发展的远东商业贸易结合起来,就成了如今妥协出来的远东战略指导思想:防范与渗透结合,支持与压制并行。

不出意外,一份大员内部动荡产生的远东报告再次引发了参众两院所有人的热议,和往常一样,这种讨论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就被两院议长强行叫停。

国会会议谢幕,各回各家,大部分人的心思开始朝着新春节假奔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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